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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棣端坐御座，面露沉思。

    投献、诡寄，他难道不知有些功臣勋戚借着赏赐之名，暗中吞并民田？

    可靖难之后，朝堂根基未稳，北方诸王不臣，若此时动士绅特权，会不会引发更大动荡呢？

    朱棣的眉头越拧越紧，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犹豫。

    林约继续侃侃而谈：“各地官员与士人，这些人有着免税特权，兼并的土地越多，朝廷的税基就越少。

    恐怕百年之后，我大明天下近半土地都要被权贵隐匿，土地不在税册之内，国库自然收不上税。

    若是为了填补缺口，只能向其余生活尚可的百姓加派赋税。

    可这又会逼得更多人逃亡，税基进一步瓦解，大明朝廷便会陷入恶性循环，越是征税，税基越是败坏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林约顿了顿，沉声道。

    “而土地兼并的受益者，正是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与勋贵，他们是天下权力的施行者。

    他们盘根错节，把兼并的土地和免税特权当成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一旦朝廷想推行改革、清查土地、均平赋税，就会触动他们的利益，遭到疯狂阻挠。

    任何触碰他们利益的改革，要么半途而废，要么被异化扭曲。

    久而久之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、朝廷财政枯竭、流民四起，大明朝危矣！”

    林约话音刚落，朱棣便前倾身躯，目光锐利如刀。

    “照你这般说，若朕去除秀才的免税特权，朝廷税收总不至于再减少了吧？”

    朱棣的发问，一下暴露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封建皇帝，朱棣的屁股终究是坐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，百姓的生计在他看来，不过是维持帝国稳定的附属品。

    如果能不触动统治根基，又保证国库税收充盈，让大明的统治长治久安，朱棣会选择放纵土地兼并。

    林约缓缓摇头，语气笃定：“陛下，正如臣之前上奏所言，在秀才之外，皇亲国戚、功臣勋贵、宦官外戚，哪一个没有各种特权？”

    林约想了想，举了个两宋的例子。

    “臣可举两宋为例。

    宋真宗时期，朝廷登记在册的垦田尚有5.3亿亩之多，彼时赋税虽不算繁重，却能保证国库充盈。

    可到了宋仁宗朝，天下垦田较真宗时只多不少，户口人数和商贸之税也只多不少，可皇祐年间登记的田亩，却只有2.3亿亩了。

    实际开垦面积更胜往昔，可朝廷赋税反而减少了七十一万余斛。”

    朱棣闻言，说道：“那是两宋百官享有免税特权的弊病，朕若下令，让大明朝的士绅、官员、商人一体纳税，不予区分不予特权，总该能堵住这漏洞，不至于再出现田增赋减的情况了吧？”

    林约摇了摇头，再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前元时江南便有富甲一方的豪商，到了现在，松江的棉纺织、景德镇的陶瓷、各地的矿冶作坊已然不少，商贾们积累的财富远超寻常农户乃至勋贵。

    他们就算按律缴税，剩余财力仍足以疯狂兼并土地。

    就说那玻璃厂的沈森之祖父沈万三，以他的财富若真想购置田产，半个苏州府的田地都能收入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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